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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正义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能变得更聪明而不是更美好的时代。”我读着张承志的话，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
　　如果说，文帝与铁吨事件的发生是一种无奈的话，而野驴的事实际上是一种麻木。这一方面是人们丧失了道义与良知，给这种无赖分子一张温床与环境，另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对政府机构发生信任危机之后的一种卑琐与自怜。
　　他们的伤痛是否已变成了我的伤痛。我对我的家乡，开始另一轮的审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特制了两张表格《我们有什么理由言说幸福》，家乡现有的资源，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主要的困惑、矛盾，社会风俗，有无黑势力，外出打工从事的主要职业，同时也包括了通奸、斗狠这种人们不愿提起的事一揽子的统计上，想从根源上寻找。我把表格给了两个我认为有正义感的人，让他们认真调查，通过这些翔实的资料，我想对家乡进行一次梳理。
　　或许是为我好，或是根本不想惹麻烦。最后，他们都以得罪的人太多，“百无一用是书生”为借口，使我这项带着内疚心理的写作计划流产了。再后来，我觉得故乡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了，直到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提它，包括我创作的纸上。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失望……

　　在嬗变中没落
　　农民相当大的痛苦，都埋没在集体的冷漠和弱势者的共识之中了。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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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操四处找我……
　　其实，我们村要找我的不只愤操，还有很多人。吃官司，找工作的，借钱的，还有问上学的。但是，大多被我母亲挡了回去，“你们别以为小五有多大的能耐，小车来小车去，他在单位就和咱们在家一样，平头老百姓一个。”来找的人几乎没有不争论的，“小五现在厉害了，书就写了好几本了，听说花四十五万买了一套别墅。不仅是咱们市里的报纸登过他，省里的《大河报》也登过他。”母亲还是据理力争，“小五就是靠写文章吃饭的，他发文章不是像咱们种地一样。他的房子，别提了，光贷款欠银行二十多万，每个月连本带利息就得还两千块，得还十五年呀，放在咱身上，早就愁死了。”来人的辩解各有不同，但有最能体现我能耐的两件事，没有一次不提的。“上一次小三和文华打架被弄到派出所，要是别人不但挨打，还得罚钱。小五一个电话打回来，小三毫发未损地回来了。金海的女儿心脏病，不是他让人在电视台、报纸上一吆喝，县长都惊动了，全县里的人捐了许多钱把孩子的病治好了。听说，他还出国了，去过好几个国家。”母亲对于我做的那些事，恐怕早就听腻歪了，但仍会不紧不慢地向来人解释：他出国是单位的集体旅游，都去了又不他一个人。再说，现在办事，光动嘴行吗！许多事他也得找别人呀！“”这个你放心，我们办事绝不让小五赔钱。花多少我们拿多少……“母亲这时最为难，忙给别人道歉加解释地说：”你看，都是爷们儿说什么钱呀！他要是能办，赔钱也应该呀！都是看着长起来的小孩！关键是许多事他办不了。这样吧！他回来了我给他说一说，看他能不能管，如果能管，他肯定会管。小时候不是还在你家吃过饭吗？“母亲最后总会妥协，连哄带笑地把来人打发走了。
　　找我的人，有关系好的，也有关系一般的。可是，母亲总能做到表面上心平气和。这不仅是一种修养，更多是母亲的品质。母亲老了，越来越体谅我了。谁在母亲面前说我，她都忘不了感叹一番，这几年呀！把小五累坏了，毕业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还学习到十一二点，还是没明没夜地写，写得脖子、腰，都痛得受不了。干啥都不容易呀！
　　确实这几年，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一是到了省城离家远了，回去一趟不方便。另外是怕事多。七大姑八大姨的找，三叔二大爷的找。有许多事，我也无能为力。我的能耐，通过距离和人们的期望被放大了。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的期望和拼搏加上叔叔们的自豪演说继续在村子里面放大。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一个陀螺，不停地被生活的鞭子抽着，一圈一圈地转，晕头转向，不知所以。于是，干脆不回家。母亲知道我的个性逞强且把感情看得很重，每一年来小住，看着每天忙忙碌碌的样子，憋了很久的事，仍会被她的关爱与心疼压下去。
　　有许多事是躲不过去的，一是碍于情面，二是碍于感情。比如愤操找我，最终还是跟我说了。
　　母亲说愤操时，言语之中夹了许多自己的见解。
　　我听母亲说时，未动声色，可是，透过母亲那不经意的叹息，知道她对这事的关心，可是人世间的许多悲剧，从上演的第一幕就注定了结局。如果说有上帝的话，上帝早在冥冥之中对每一个生灵的角色做了安排，而非一人之力所能解决！听完母亲讲述的那一夜，我书房里的灯，又亮了一夜。